那是最美好的时代，那是最糟糕的时代。

　　——《双城记》

　　一觉醒来的西门富贵——该叫方仲永了，最先想到的就是这句名言。

　　北宋政论家陈师锡这样怀念“仁宗盛治”：“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，号称太平，飨国长久，遗民至今思之者，莫如仁宗皇帝。……以致庆历、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，远过汉唐，几有三代之风。”大文豪苏轼说：“宋兴七十余年，民不知兵，富而教之，至天圣、景祐极矣。”

　　连南宋宰相、著名大奸臣秦桧都说：“昔我仁祖临御，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，载在方册。庆历、嘉佑之治上参唐虞，下轶商周，何其盛哉！”

　　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在《宋论》中说：“仁宗之称盛治，至于今而闻者羡之。帝躬慈俭之德，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，皆所谓君子人也，宜其治之盛也。”

　　即便是“十全老人”乾隆都说他最佩服的三位帝王，除了他爷爷康熙与唐太宗，也就是宋仁宗了。

　　如果要把历史上关于宋仁宗的正面评价一一罗列，本书也就不用写下去了。

　　简而言之，宋仁宗完全符合了封建士大夫对于仁君的定义。于是，各种花式吹捧纷至沓来。

　　然而，事物皆有两面性。

　　诚然，宋仁宗在位时，中国的经济水平达到了封建时代的最高峰。西方有好事者拿宋仁宗（1022——1063年在位）时期，国库的年税收总额来比较2009年的美元购买力，得出当时中国的GDP高达2000亿美元以上，占到了全球总量的50％以上，而人均GDP也赫然超过2000美元。而灯塔国在最巅峰时期，其GDP也只占到全球的30％左右。甚至当年“日不落”帝国，在19世纪中叶最为强盛之时，其GDP也未曾超过全球的40％。

　　对于喜欢说“我国历史上……”的中国人来说，实在是足以让人激动并吹嘘很久了。

　　但是，就像我们不能和大姚平均身高，不能和马首富平均收入一样，国富不等于民富，更不等于全民皆富。

　　农业经济占据绝对优势的经济结构决定了，土地必然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。于是，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就成了封建王朝不能治愈、只能延缓的顽疾。仁宗时期的这一顽疾甚至并没有得到缓解。“富者有弥望之田，贫者无卓锥之地。”（《宋史》卷一三七），就是这一时期，关于财富两极分化的真实写照。

　　而且，一位仁慈的皇帝，未必是一位英明的皇帝。宋仁宗的软弱与好大喜功，“宽仁少断”（蔡襄语）导致他在内政、外交、军事上的表现乏善可陈。与辽岁币，与西夏岁币，更是为宋朝赢得了“鼻涕宋”的美名。要知道，给敌人送物资，何异于抱薪救火，割肉饲狼。最后导致，靖康年间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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