少从上涨的价格中获利，因为他们通常必须在收获后不久便出售，而那个时候稻米的价格是相当低廉的。在我们经过的丹阳、太仓等地，那里的农民们在收获后的两个月内，就会卖掉他们百分之九十的准备上市的稻米。与之相比，大地主拥有保证他们的家庭生活几个月的充足财物家底，他们囤积稻米，不进入市场，直到市面上日益减少的库存促使价格上升时才出手。”

　　杨杰恍然：“难怪，我说怎么农民丰收后全然不见喜悦，原来根子在这里。”

　　“不仅仅是投机和通货膨胀导致民生艰难，国家税赋现在也越来越多地平摊到了农民身上，地主的剥削也日益严重。”

　　陪同安毅出访的总务处少将处长兼南京情报站主任陈瑜说道：“根据我们第四厅的调查，农民承受的负担很重，今年下半年，地主以粮价上涨和税收增长为借口，与佃户重新谈判土地契约。一方面，他们增加了地租的绝对量，另一方面，那些迄今为止一直征收货币租的地主，现在也开始坚持要以粮食来支付地租，因为相较而言，粮食比起正在贬值的货币，更有价值和更为安全。佃户们普遍抱怨地主要求他们支付正日益上涨的部分土地税，或是增加租佃押金，当佃户们反对增长地租、押金和税金时，地主们便以那些愿意支付更高勒索的农民取代他们，导致农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。

　　“作为这些各式各样的经济趋势的结果，地主和佃户间的冲突已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。一些佃户被从他们承租的土地上驱赶出去，那些仍然留下来的同意付高租的人感到了他们经济地位的衰弱――中等农户常常降到贫农地位，贫农降到雇佣劳动者的地位。田赋、减产、不利的价格关系和地租的增加，明显地损害了大多数农民的经济地位。但是，政府的种种税捐――有税金、捐款、征借、征购、征兵以及劳役等形式，却把沉重的负担加到农民身上，这深深地影响了农民对于中央政府的态度。

　　“此外，被转嫁到农民身上的摊派多得吓人，有什么‘捐献新兵草鞋’税、‘军属慰问’税、‘防空干部训练’税、‘卫戍部队油料’税等等。还有为救国债券、电线杆、修路、教员米粮津贴、学校设备、保长会议食物及油料、保长行政补贴，军属丧葬费用所征的税捐，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。在这些税捐中，有一些数额相当大，有的比较小。约有四分之一的税捐由中央和省政府制定，略少于四分之一的税捐由地方士绅和宗教组织设立，一半以上则由乡村和保甲头目创立。”

　　杨杰担忧地说：“这个我知道一些，所有税捐之中，据说为军队筹措资金和供应品的征收是最重的负担。此前我们在常熟县考察，听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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