官职有帅（从三位）、大贰（从四位下）、少贰（正五位上）、守（从五位上-从六位下）、介（正六位下-从六位上）等，由此可见，今津守相当于一个今天的警察所长，而藤原经资则是一个守备区司令员之类的角色。

　　见到藤原经资，赵良弼斥其无礼；藤原经资请罪后，索要国书以便转交政府。赵良弼说，国书将亲献于国王，若不允，呈大将军亦可。藤原经资辩解说，自大宰府以东，上古使者未有至者，今汝国使臣至此而不出示国书，何以示信？赵良弼说，隋文帝遣使来，曾郊迎成礼，唐时遣使皆得召见，王何独不见我朝使臣？赵良弼的质问，义正词严，藤原经资无言以对，但依旧不肯令赵良弼进京。最后，赵良弼以国书抄本交与藤原经资，藤原立即呈报幕府与朝廷。国书中说，历次遣使通信皆为边吏阻扰未得结果，特命少中大夫秘书赵良弼充国信使持书以往。希望遣使同来，不然发生战争将是不幸的。

　　这次国书较上次口气稍微委婉，将日本坚决不通好之责任，推给边吏，给日本朝廷留下回旋余地。但是，日本把信尾的战争威胁和在高丽境内驻扎大军，以及进攻南宋的军事行动联系起来，很难相信忽必烈通好的诚意。加之，逃到日本躲避战祸的南宋僧侣所表现的反对蒙古族入侵的民族情绪，以及具有巨大影响的日本僧侣非常同情南宋反对蒙古入侵的斗争，这一切都对幕府执权的北条时宗产生影响。在廷议中，幕府坚持不作任何答复，但日本公卿对于蒙古军进驻高丽、在金洲集结军舰的高压姿态，感到极度惶恐。在这种形式下，赵良弼使团留在大宰府一日，日本国的舆论就一日不安。因此，幕府命大宰府守护，将赵良弼送至对马岛，令其回国。同时派出一个级别低下的十二人代表团，由弥四郎带领，以镇西守护所使团名义，随赵良弼去高丽。至元九年（公元1272年）九月，日使弥四郎等入京后，忽必烈怀疑日使为国王所遣诈称镇西守护所使，遂不予以接见，令其回国。

　　至元十年（公元1273年）三月，赵良弼由高丽再次来到大宰府要求进京面见国王，大宰府守护所再次拒绝，不得以被迫回国。出使日本的国信使赵良弼回国，宣告与日本通好的努力失败，这对于雄心勃勃，扩张yu望极强的忽必烈来说，是难以容忍的。当时，元帝国已经向东征服高丽，向南平定大理、西藏和安南，向西由中亚进入欧洲，席卷俄罗斯、波兰、匈牙利，放眼天下，视线所极，也只有一个弹丸岛国日本了；而且当时的日本与苟延残喘的南宋政权关系十分密切，官方往来和民间交往十分频繁，对南宋的抗元战争有较大的帮助。征服日本，就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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