”

　　裴嶷接过裴该递过来的郭殷之密书，一目十行看了，不禁喜出望外：“真是天佑我也！”躬身施礼道：“臣为明公贺！”

　　其实裴该早就关照过，份属至亲，除非大庭广众之下，否则叔父不必过于拘礼，但裴嶷还是不动声色地逐渐放低了姿态——而就理论上来说，他跟裴该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，“长史”之职，本来就是大司马幕府的私属，则自称“臣”而敬称“明公”，也是合乎当时官场习惯的。

　　只是裴该却并不象裴嶷那么高兴，只是轻轻摇头，说：“福兮，祸之所伏啊……”

　　前线局势突然间翻转，来了这么一出，确实出乎裴该的意料之外，初得奏报，他也是大喜若狂，甚至于“苍天护佑”之类迷信想法，也曾经在脑海里打过几个转。但等心情平静下来之后，细细一想，事出必然有因，就逻辑上而言，这既属偶然事件，却也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。

　　在原本历史上，刘曜的前赵和石勒的后赵相争数年，石勒阵俘刘曜，旋进取长安后，基本上就已经算是统一了整个黄河流域，东晋留在淮北的诸将，亦陆续畏惧而南撤。然而由此而到石虎薨逝的二十多年间，外有慕容燕步步紧逼，石赵内部也是连年荒歉，各地叛乱不息，倘若东晋真的上下一心，有志恢复，北伐的机会其实一抓一大把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先不提石虎的苛暴，石赵政治制度亦相对原始，是很难真正敉平地方势力，造就清明世道的啊。

　　就这样，表面上半个中国的统一，还是建立在石勒用张宾之谋，逐渐采用中国法度来构建政治架构的前提下。而如今这一套初行未久，效果尚不显著，尤其在远离其统治中心的并州地区，必然人心不附，如堆积干柴，只要一点火星就能燃起燎原烈焰来。那么再加上关中军的逼迫，和石虎在平阳的战败，倘若内部不出乱子，那才是奇怪的事情呢。

　　终究并州陷羯的时间还不长，人心即便不思故晋，也都会怀念刘琨啊——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，刘越石虽无临阵决断、沙场破敌之才，其亦功不可没，足以与祖逖并传了。

　　然而这一事件的发生，终究距离自己太过遥远，良机很难把控，正因如此，裴该在反复思忖过后，还是不待明朝，连夜便召几名重臣前来商议。当下他便说了：“未闻续咸有何用兵之才，郭殷亦然，则其虽叛石虎而据晋阳，恐怕不能久守。倘若平阳之军可以趁石虎退去时，踵迹而追，直至晋阳城下，还则罢了；否则的话，怕是续、郭终将丧败，而此信于我并无大益。”

　　裴嶷想了一想，就问：“此信是直接传至长安来的呢，还是刘央等已先期知晓？”

　　裴该答道：“乃自平阳辗转传来，刘央已知。”

　　“未知刘央等诸将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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