点,她为你考虑的可比我多很多。”妈妈要是真为她考虑,就不会站出来揭发她的父亲,将父亲置于更艰难的境地。
她迫害父亲的时候,怕是没有想过,他们之间还有一个女儿的。
谢芷兰说完这句话,就径直回了病房,背对着父亲,将二十块钱交给了何姐,轻声道:“刚才程攸宁给的,不要白不要。”
何姐笑道:“你自己留着路上用,我先前还攒了些钱,我以后是靠森哥儿给养老的,也不用存钱。你放心,你爸的路费和营养,我都会妥帖安排好。”
谢芷兰忍不住抱了她一下,“谢谢你,何姨!”这个时候,这个拯救、安慰女儿的角色本该是她的母亲扮演的,没有想到,却是陪伴了奶奶多年的何姨。
越发衬得,程攸宁说她在她妈妈心里是第一位的话,是个笑话一样。
谢镜清下午的手术还算顺利,9月22日一早,谢芷兰坐上了前往兰城的火车。
一个简单的小箱子,里头不过装了几身换洗衣服,和何姐给她收的一套被单被套,行李箱拎在手上轻飘飘的,可是谢芷兰却觉得,她的肩膀很沉,父亲让她誊抄的那一封断绝关系的声明,虽是父亲嘱咐,却仍旧让她在无形中,背负了很重的枷锁。
她走得静悄悄,除了谢镜清和何姐,并没有人知道,谢芷兰今天离开了京市。
谢家的消息,爱立很快就得知了。
谢芷兰到西北军区以后,多美姐姐给樊铎匀寄来了一封长信,详细叙述了事情的始末。
周六晚上,樊铎匀从单位回来,就把信拿给爱立看,和她道:“以前谢三叔,对我和姐姐多有照顾,姐姐的意思,是想让我也寄些钱过去。”
爱立点头,“这是应该的。”顿了一会又道:“虽然我恨他,但是也没到盼着人死的地步。”
樊铎匀揽过了爱立的肩膀,就听爱立轻声道:“他是对不起妈妈和我,却并没有对不起国家和人民,这场灾难,对于他来说,是不公平的。”
樊铎匀应道:“现在局部斗争有扩大化的趋势,1966年带领我们去印尼、缅甸考察橡胶的热带作物研究院的院长和华南工业局的局长,最近也被批判了,这不是一个人的窘境,而是一个时代的窘境。”
夫妻俩人沉默了一会,彼此都感觉到了,人在苦难面前的渺小,爱立忽然道:“铎匀,东西是死的,人是活的,我们把钱拿出来救人吧!”
樊铎匀想都没想,就应了下来。
这四年,他们也攒下了三四千块钱,夫妻俩人立即把各自存的通讯地址找了出来,又拿了一打信封,开始给下放在全国各地的故交写信,有樊铎匀的老领导,也有爱立以前的同事。
搞到夜里十点多,樊铎匀数了下信封,一共有二十个,和爱立道:“如果那边回信,能有音讯,我们就每个月寄十元过去,存折上的钱,也够寄两年的,再加上我们后面的工资,凑三年,应该没有问题。”
爱立道:“铎匀,我想起来,我还有两盒小金条。”
樊铎匀果断地摇头道:“不行,现在金条一律上交,如果走黑市的路,怕是会引火上身。”
爱立见他态度笃定,也就打消了这个主意,叹道:“都说乱世黄金,这个时代,连黄金都没法用。”
樊铎匀安慰她道:“等以后市场能流通了,我们再拿出来。”
爱立点点头。
俩人都没有说,给黑五类寄钱,可能会存在的隐患。
即是彼此默认了,承担这潜在的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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