士廉接过，直接念了出来，“不抑兼并，佃户入籍？”

　　纸条上就写了这八个字，但一听到这八个字，在座的宰相们却几乎都是皱起了眉头。身为宰相，当然知道这八个字的意思，这说的就是土地制度。

　　可土地制度，向来又是国之根本，大唐立国之初，推行的土地政策便是继承自西魏北周隋朝以来的均田制度。

　　均田制度的本质，其实就是朝廷把手中掌握的官田公田，拿出大部份来分给百姓，比如制度设计里，男子成丁之后，官府给他授田百亩，死后可传给子孙的二十亩，另外死后要由官府收回的口分田八十亩。

　　分了朝廷的田地，那么就得要向朝廷交租，这也就是租庸税制的根基。

　　可是现在朝廷推行的税赋改革后，已经从租庸制变成了两税法，税法的改革，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均田法已经推行不下去了。

　　虽说大唐才立国十四年，但均田法确实行不通了，其实在隋朝的时候，均田法就随着天下统一，国家安稳，人口的迅速增加而无田可分。

　　隋末短暂的十几年战乱，虽然也损失了大量的人口，而李世民继位后还搞了整顿佛道行动，硬生生的从寺庙道观里抢出来大量的土地，但另一方面，大唐经过战争，把各地割据势力消灭，甚至把连疆被侵占的疆域夺回。

　　许多曾经因战乱饥荒逃入山中的百姓，投身寺院，甚至是被掳到境外的那些百姓，大量的回归，使的大唐的人口迅速的回升。

　　户籍人口的迅速回升虽是好事，可也带来一个大问题，就是田地的问题。

　　许多人没田，或者只有极少量田，虽说两税法已经改革了，没田、少田的，不用如以往一样承担沉重的租庸，但失地者还是会有一个问题，他们只能沦为佃户。

　　而佃户在南北朝以来又称为部曲，他们在国家制度里，是没有户籍的，因此只能依附于地主，他们的人身等都被地主牢牢控制着，他们不能离开地主的庄园，也不能去从事其它的商贩、工坊做工，给其它地主干活等事，各个方面，佃户都得依附地主，受到地主很强的人身控制，比奴隶其实强不到哪去。

　　甚至法律层面，也都在打压这些部曲身份的佃户，比如律法规定，如果主人奸淫部曲之妻，无罪，称幸。

　　上到李世民，下到政事堂诸公，甚至朝中官吏们，其实早就知道，均田法其实早就已经跟不上现实，更推行不下去了，边疆之地还有些田地可分，但在中原，基本上都无法再分田均地。

　　官府掌握的田地越来越少，人口繁衍却越来越多，固定数额的土地，如何能满足不断激增的人口呢？

　　于是越来越多的百姓沦为失地户，为了逃避租赋课役，许多人成为逃户，要么逃入深山，要么直接投奔依附于官僚地主，甚至是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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